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esopotamia Civilization)，又称两河流域文明。是指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现今伊拉克境内）所发展出来的文明，是西亚最早形成的文明。主要由苏美尔(Sumerian)、阿卡德帝国（Akkad)、巴比伦(Babylon)、亚述(Assyrian)等文明组成。
伊拉克古语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为“两河之间的土地”。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可以上溯到距今六千年以前，在时间上实早于埃及。苏美尔人是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奠基者。他们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并不是当地的土著。日后西亚各地各时代的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皆受到苏美尔人的影响，并对东西方各族人民有着强烈的影响。尤其是语言与法律。
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孕育的这片肥沃的冲积平原上，人们以农耕的生活方式安家落户。这片土地常年少雨，美索不达米亚人筑堤修渠以贮存洪水。这些灌溉系统确保了每年的丰收，这里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如乌尔和埃里都。人口增加，社会繁荣。城镇建有寺庙、粮店、国库，还有祭司、官员、艺人和工匠的居住区。国王都被尊为神。市镇逐步发展成城邦，甚至帝国。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需要记录动物和食品交易的工具。美索不达米亚人利用生黏土板发明了楔形文字——第一种书写文字。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巴比伦在公元前二千年期间，它的空中花园是闻名于西方的古代奇迹，其国王汉谟拉比留下了一套法律。其对犯罪、家庭纠纷和商业矛盾作出法律裁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我们留下了法律、文学和工程学的丰厚遗产，为现代文明奠定根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美索不达米亚被称为“文明的摇篮”。在现今伊拉克的沙漠之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孕育。
简介
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希腊语的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文明（又称两河文明）发源于底格里斯河（Tigris）和伯拉河（Euphrates）之间的流域——苏美尔（Sumer）地区（中下游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Babylon）的所在，在今伊拉克（Iraq）共和国境内。
这一带远古时期居住着许多种族，是干旱区域，但下游土地肥沃，很早就发展了灌溉网络，形成以许多城市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
是亚洲三大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另外两个发祥地是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印度河流域。
两河流域文明最早的创造者是公元前4000年（6000年前）左右来自东部山区的苏美尔人。他们会制陶，发明了文字，根据考古资料，当时处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建立了城邦。在公元前24世纪被阿卡德帝国所灭。
阿卡德王国的创建者是萨尔贡，国力强盛时疆界直到伊朗西部，西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公元前2191年覆灭。苏美尔人重新复兴，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後于公元前2006年被埃兰人和阿摩利人所灭。阿摩利人在前1894年建立起巴比伦城邦。
巴比伦开始比较弱小，到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法典时逐渐强大，统一两河流域，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并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到前1595年被赫梯 (Hittites)所灭。
随後统治两河流域的国家是亚述。到前7世纪，亚述帝国范围包括了全部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亚述巴尼拔在位时国力达到鼎盛，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到前605年被新巴比伦王国人所灭。
迦勒底人(Chaldeans)于前626年在巴比伦建国，史称新巴比伦王国，或迦勒底王国。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时，占领了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灭了犹大王国，俘巴比伦囚虏，国力达到鼎盛。并且修建了空中花园，重建马尔杜克神庙。到前538年被波斯帝国 (Persian Empire)所灭。
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是两河文明的鼎盛时期，《旧约圣经全书》称其为"希纳国"（Land of Shinar）。两河沿岸因河水泛滥而积淀成肥沃土壤，史称"肥沃的新月地带"（南美的那个和"金三角"齐名的地区堪称"罪恶的新月地带"）。由于两河不象尼罗河一样是定期泛滥的，所以确定时间就必须靠观测天象。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阴历，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作为计时标准，把一年划分为12个月，共354天，并发明闰月，放置与太阳历相差的11天。把一小时分成60分，以7天为一星期。还会分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解一元二次方程，发明了10进位法和16进位法。他们把圆分为360度，并知道π近似于3。甚至会计算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及一些锥体的体积。
演变顺序
早期美索布达米亚经历了几个制度发展阶段。从家庭到奥伊库斯(扩展了的家庭)，到城邦，再到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帝国形态的演变过程。
奥伊库斯，城市和帝国
美索布达米亚社会的发展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一、从远古时代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是狩猎采集时代的社会。
二、从公元前8000年到大约公元前3500年是以家庭组织为基础的永久性村庄农业时代。公元前6000年之后的某个时代，农业村庄在美索布达米亚冲积平原上建立起来了，而且谷物在灌溉的帮助下被培植出来。
三、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400年是南美索布达米亚的神庙、神庙城市和城市国家的古典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被分成几个阶段。
1.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是神庙社区形成的最早阶段。
2.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750年是所谓的史前时期或典型的神庙社区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奥伊库斯社会形态。
3.从公元前2750年到公元前2400年，神庙社区被组合成城市国家，而且地方多城政权处于新出现的王权的庇护下。
四、从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1750年之间出现了第一个古代帝国。在这一时代，美索布达米亚诸城市被外来人侵者征服，并被联合成为较大规模的帝国。尽管帝国迅速地彼此继承，并且个体政权起伏不定，但是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1750年由帝国所孕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得永久制度化了。
前都市社会
前都市时代在美索布达米亚的演变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美索布达米亚城市起源的关键在于第四千年的村庄。这些村庄是小型农业社区，或许是几百人的农业社区，他们靠土地上的产品、捕鱼和某种畜牧业维持生计。他们制作石质工具，缝制衣服，并制造一些陶器；铜被使用在较大的村庄里，可以想象为由巡回工匠使用的。总的说来，美索布达米亚村庄是自给自足的社区，但是他们与外界进行贸易活动。陶器类型的扩散表明了地方物品的交换，而且诸如黑暇岩这样的稀有石头被发现在村庄中，它们是从遥远的地方被移到这里的。
这些小的社区用两种方式之中的一种组织起来。家庭或许是最重要的社会实体。领导权是父性的一种职能；崇拜被很多家庭执行，并由这些家庭代表；财产被控制并在家族内分配。某种类型的委托—庇护关系可能也已经是重要的了。仆人们或一个家族当中强有力的人们或者地方富有者、一个神庙或宗教崇拜的信徒、外来的金属制作专业人士都可能靠庇护关系而被束缚在村庄结构中。
产生小型社区需要的家庭和受保护者的生活通过宗教联合起来。在个人家的壁炉上或者在小村庄神完中，自然与丰产之神受到崇拜。从较晚后的文字材料中，我们能够想象这些前都市人民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宇宙是一个整体。自然、人类和神都是同一物种。自然事件、风暴和雷雨、干旱、洪水、日月升降、谷物的生长不仅仅是无个性特征的、机械地循序渐进的力量，还是能表达自己渴望和动机的有目的的、有愿望的和生机勃勃的生物的活动。人类生活在其他众生物当中，在外表和活动上与它们不同，但在内在动力和感觉生命质量方面却相似。古代人民不认为他们有特殊的思维。他们的宗教表达出：家庭、村庄和经济是统一的，是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自然和神被毫无缝隙地捆绑在了日常生活的经验上。这个世界，这个经验整体将被纳人晚后时代的神话和宗教中，并将把特殊的价值观和社会形态给予美索布达米亚文明。
由于相互联系的经济和宗教的发展，这些村庄社区演变成了更复杂的神庙社区。村庄生活不再是静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灌溉变得更加广泛，陶器的质量和装饰技术提高了，金属冶炼时代开始，而且金属工具与石器一起出现。有证据表明，在放牧、捕鱼、园艺农业、谷物种植、贸易和金属加工以及宽范围的交换网络等方面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专门化。从技术和经济变化的证据来看，我们能够演绎出村庄一定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变革。劳动的分化或者专门化正在增加。个体或许开始从业余半工半农的工作转向了专门从事陶器制作或金属冶炼的全职工作。其他人们一定已经从事于在临近村庄间进行交换活动，并且必然得到其他生产者农业剩余的支持。也有可能在农业、放牧或狩猎活动中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
劳动专门化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化：社会越复杂，某些群体就越有可能控制其他群体。为了帮助控制和协调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或者为了开发增加了的资源，家长、战士、祭司和土地所有者便作为主子、保护者和统治者出现。新精英阶层的控制在受保护者的支持下倾向于削弱基本的家庭结构。个人将作为战士、工人和仆人而被吸收进有权势者的家族(奥伊库斯)内。考古记录表明到公元前四千年末期最重要的倾向是建筑较大规模的神庙。神庙建筑的新规模表明了村庄社区对宗教的奉献正在增加。剩余产品为了宗教目的被奉献，大批劳动者被调动起来从事大规模的项目。神庙的发展也暗示了在经济和宗教事务组织中集权的出现。执行对神的崇拜激励着村庄扩大神庙、接受祭司对村庄经济的控制权，为了建筑、装饰和服务神庙的利益而增加生产和劳动分工。
不同的经济活动、分等级的社会经营和宗教信奉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新形态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组织—神庙社区。神庙以可分享的信仰为基础，即土地和所有的人类，事实上是自然界本身，都是神的财产。宗教提供了一种社会观念，这种观念超越了对特殊氏族和家族或者对首领和权贵的特殊兴趣和忠诚，并把所有人民都统一起来为神服务。通过在忠顺的崇拜、服务和献祭中使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人类的努力能够帮助确保正常的自然和宇宙秩序。如果神庙靠宗教认同统一起来，并在祭司领导权下运行，那么神庙社区就是靠它们的自然政治社区建立起来的，而且祭司们必定是审判官和政客。神庙祭司们有可能被需要去解决社区内的争端，在那些社区内，形形色色的人们不再确信正义，并且在家庭范围内不再关心正义。
神的崇拜必然需要一种经济和宗教社区。神庙的建筑依靠大批人们贡献他们的产品和劳力。神庙的存在也必然需要连续的经济组织体系以便于宗教服务。食物的奉献使得神庙可以为从事崇拜和领导活动的祭司们、创造漂亮神庙纪念物的工匠、旅游并带回珍贵物质材料以装饰众神之屋的商人提供给养。这样神庙对农民的物质资料收税，以维系宗教、管理、贸易和手工业中的专门人士。
神庙也可能起到了促进内部成员之间互相交换产品的作用，其方式是作为一个经济机构来行事，这个经济机构的目的是调动剩余产品和劳动力，并在农民、牧民、渔民、手工业者、贸易者、金属冶炼者和其他人们的社区中间再分配社会产品。在较晚后时代，神庙管理土地，并把土地租赁给佃农，或者组织农奴和奴隶进行农业生产，以金钱和种子放贷，征税，为农业目的发放贷款，并为灌溉投资。神庙制作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并用珍贵的物质进行交换。
在一个已然复杂的社会中，神庙经济响应对联合专业化活动的需要而出现，但是接下来却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力量，使得劳动专业化、社会分层和社会变化更加深人。神庙支持财富和权力集中到祭司们手中；它们促使农民变成农奴，并促使奴隶阶层形成。神庙也通过支持创造新型纪念性建筑、装饰性物体、车轮、帆船和改进金属物体的手艺人，而支持劳动的进一步专业化。神庙还通过支持科学和建筑艺术、宇宙哲学、宗教和文学领域的专门人士，而支持文明社会中的文化发展。首要的是，我们应该把为经济和宗教目的的文字发展归功于神庙。这种伟大创造活动的爆发—文明的诞生—是一种新型社会的思维、经济以及世界性宗教兴趣的表达。
早期美索布达米亚神庙社区的形成便是由村庄社会向新型较大规模更高级的、不同的且扩展了的家族社会的根本转变。然而，神庙社会保留了较早期社会重要的联合性和统一性。它们把家庭、村庄和受保护者单元都联合进了无所不包的整体和经济中，并且靠人类和神的一体性而把它们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统一起来。以“众神位于自然界之外并必须被崇拜、抚慰、说服和胁迫”的教义为基础的宗教崇拜的形成，为共同经济的结合和政治秩序与正义的供应提供了宗教理论基础。新政体的标志是对政治、经济和宗教事务有独一无二的领导权，对崇拜和经济交换的集权统治，并且是一种产生归属意识和意识到自己独特文化的优越性的统一社会。
从神庙和奥伊库斯到城市国家
第一批城市从美索布达米亚各个神庙与战士奥伊库斯的介质中产生。在这个文明中，最早的一批城市因人口集中和构建稠密而拥挤设施的人口学和物理学过程而产生；并且在这个文明中，随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改变了美索布达米亚社会的内部结构。
在美索布达米亚，神庙社区集中了管理者、祭司、手工艺人和神庙领域的工人等，他们的活动把周围村庄带入了与宗教和社会中心的密切关系中，并产生了第一批“城市”。然而，城市的物质形成并不意味着受地域限定的城市国家的出现。在神庙城市发展的最早阶段，并非神庙邻近地区的所有土地和人民都是神庙社区的组成部分。地方人民中的一些可能已经属于氏族或其他奥伊库斯单元，散布于主要神庙区域内，但并不是神庙复合体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事例中，神庙城市并没有代表一个假定区域内所有居民的单独社区。它们不是城市国家。
然而，从大约公元前2750年，神庙社区和城市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到那时为止，美索布达米亚布满了无数的神庙城市，这些神庙城市不再是独立的地区，而是属于较大的区域文化。相同的神在不同的城市中受到崇拜；相同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创造被整个美索布达米亚分享。某种不同信仰的结合—一种区域或“民族”文化的形成—正在实现。同时，政治组织的规模也正在变化。到大约公元前2750年，发展中的神庙和城市已经成为农业空间和宗教与政治权威的敌对者了。城墙被建筑起来，出现了边界争端，村庄和城镇被具有进取心的战士们掌握。
而且，祭司们的领导权受到了卢伽尔(Lugal）—伟大者、军队首脑、巨头或国王——的挑战。这些新的权力争夺者可能有几种起源。国王作为神庙的战士代表而出现，并变成了祭司权威的敌人；或者他们已经是领主、巨头或神庙邻区氏族的长老，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被联合进神庙社区内，并且在悬而未决的新条件下变成了寻求政治霸权的竞争者。无论国王的起源是什么，他们是通过征服而逐渐地把诸多神庙社区联合成了第一批地域国家。在早王朝时期(公元前2750年一公元前2400年)神庙城市和它们的邻居被融合成了密集的城市国家，后者接下来便互相征服，形成了多城政体，即第一批小帝国。
这样，神庙社区、城市国家和拥有几个城市单元的政体必定是有区别的。神庙是一种社会、宗教和经济组织形式，它促进了城市物质状态的发展，但古代美索布达米亚城市却与神庙社区有几个不同的关系。在一个阶段，城市是神庙社区的物质介质或表达。在另一个阶段，它变成了政治和地域单位，包括神庙、或许包括其他的奥伊库斯，处于卑微国王的统治之下。地域城市国王尽管是神庙社区的物质产品，但却是把神庙纳人自己权限之内的军事首脑和国王们的政治表达。最后，随着早期美索布达米亚帝国的形成，神庙社区和包含神庙社区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多城政体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新事例中，城市与社会的关系被再次转变了，我们将看到这点。
帝国和城市
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希腊社会，帝国的出现都转变了人类组织的规模和社会中城市的作用，帝国控制着大面积的区域，包括大量神庙和城市。而且，帝国的发展恰恰不是新型政府的形成，或不仅仅是建立在较小单元基础上的较大规模国家的附加，而是体现了新形式宗教、经济和社会的创建。与神庙和城市的形成相像，帝国的形成意味着所有现存制度的根本重组。城市的历史继续，但城市的意义在历史上是不同的。
美索布达米亚帝国有两种起源:一种起源是美索布达米亚神庙城市对对方权力的争夺；另一种起源是北美索布达米亚草原居民对南方神庙城市的征服。阿卡德帝国(公元前2371年一公元前2230年)统治时期，城市仍是半自治的单元，后者由他们的恩西和地方首领领导，或者由统治者任命、监督和调动的外来管理者领导。随着汉漠拉比巴比伦帝国(公元前1792年一公元前1750年)的形成，神庙社区和城市向新型社会的转变完成了。
美索布达米亚帝国发展的最突出方面是中央集权权力实践的完善和大规模王权的合法化。萨尔贡(Sargon)通过创建常备军作为王室家族的一部分而开始了形成帝国政府的过程。到乌尔三世统治时，分配给战士的土地授予考虑到了一种更加分权和“封建”形式的政府。乌尔三世注意到了一种公民官僚制度和传统统治者制度的创建。用以维持战士生活和管理者行政管理的土地授予、税收以及审判得到了充分发展。新法典到汉漠拉比统治时逐渐形成。
行政组织方面的前进伴随以王权的教义和神话的培养。国王被看作是神的代表，由众神选出来承担神的压力和管理世界的一个凡人。国王负有维持人类与整个宇宙协调一致的责任。国王代替他的人民实行苦行并寻求神的引导；诸神通过国王把他们的愿望传达给人类。以诸神的名义，国王维持法律和正义。国王确保自然的恩惠和人类与自然的协调一致。社会中的秩序、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秩序最终意味着宇宙中的秩序以及人类与混沌和诸神与混沌斗争的胜利。
这种王权观念源自现存宗教思想，但王权的存在反过来又转变了宇宙和诸神观念。帝国的形成产生了大神观念，大神超越了任何特殊的地点和形势。马尔都克变成了主神—天空神、帝国内全体人民的神。目前大神是更遥远的并掌握着一个较大的区域；宇宙被设想为由万神统治着，万神争吵、辩论、靖和，并在他们当中决定事件的过程。一种更复杂的宇宙观念反映了社会和政治现实更为复杂的经历。王权和帝国已经改变了人类的思维视阂。
在行政管理结构和王权神学方面的这些变化，意味着并需要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意义深远的变化。一个新地域王国的形成和王制的发展减少了神庙祭司们的政治权威。具有宗教合法性的世俗统治与祭司统治分离开来；国王的审判超越了神庙祭司们的审判活动。神庙逐渐受到国家的控制，并且本质上被限制在了宗教事务上。
帝国的形成也毁坏了神庙经济。国王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而掌握了神庙土地，而且国王地产以神庙地产为代价发展起来。神庙地产也被分给战士、书吏和工人，作为服务报酬。到乌尔三世时期，控制土地的神庙体系崩溃了，而更加多样化的财产分配形式获得了胜利，包括国王的、分封的和私人的以及幸存的神庙土地。
对土地控制权的丢失也意味着对人民控制权的丢失。到乌尔三世时期，商人和手工艺人从神庙的庇护转向了王室的庇护。然后，商人和手艺人逐渐使自己从王室庇护与控制下解放出来，变成了独立的创业者而非统治者的代理人。到公元前1750年为止，土地和远距离贸易方面的私有经济因素已经存在了，而且独立的商人与政府代理商和政府管辖的商人一起操纵各自的资金。另外，为了代替旧有神庙和国王对土地与贸易的控制，新法典被设计以规范所有权、经营、租赁、交谷租种和放贷。皇帝也提出了保护受保护人和贫穷债务者以反对保护人和有权势者的法律。市场和司法制度代替了直接的奥伊库斯监督。到乌尔三世统治末期，神庙制度已经被融合进了较大的社会中。
这些变化最深刻的结果是“社会个人”的出现。对土地、贸易或手工活动的个人控制和交换经济的雏形、法律和契约，把个人与整个社会直接联系起来了，绕过了家族或神庙集体的规范或监督作用。社会个人反过来又成为新宗教和伦理思想的基础。在一个伟大中央集权的帝国世界中，如果存在广为适用的司法制度、广泛的贸易和社会精英极大的地域性变化，那么对秩序和正义的需要被投射给了宇宙，而且诸神逐渐被设想为不仅是强有力而且是理性和合乎道德的，他们关心个人的健康，也关心社会的健康。新时代的宗教强调了对虔诚和仪式惩罚的需要、劝解众神并避免他们生气的需要，但是也结束了神作为父亲的身份和在他们同情与宽恕方面的自信。
然而，帝国为了保持新型政治经济而转变了社会。它们为了控制土地和财政资源、人们与技术，而粉碎了神庙结构的内在统一性和较小城市与村庄社区的协调一致，它们需要去存在。在新社会中，个人从家庭、村庄和神庙控制中解放出来了，但他们变得更加依赖国王的管理、法律和正义。一个更加高度专业化的社会产生了。王权因为统治而被专业化，神庙因为崇拜而被专业化，市场因为贸易而被专业化，法律因为规范而被专业化。已经打破了旧社会的纽带之后，帝国为新社会提供了混合语、共享宗教信仰、司法体系和政治观念，这些对新社会都是重要的。
城市被彻底转变了。随着帝国的制度化，神庙、城市和城市国家不再是地域政府、自治城市、祟拜者的社区和经济交换的社区。城市居民不一定分享一种集体生活。一些是世界主义者—战士、官员、祭司和商人—他们的生活和职业是帝国范围的；而且他们仅仅暂时属于他们居住的那个城市。相反，出于生活而居住在单个城市并对家庭有深刻依附感的地方人民，不再与有序的整个社会有内在联系了。
帝国的出现为城市提供了新的历史意义。因此，城市只能被理解为一个较大的和不同形式的社会运作中的诸多因素。在那个较大的社会中，它们掌握着神秘性。美索布达米亚城市是宗教和限定并使社会的帝国形式合法化的观念的诞生地。它们是神庙的家乡，神在那里被崇拜，是与非技术农民人口相对的技术人口的居住地，是历史传说和口头传说的遗产储存地，这些保持着城市的神圣气味。对它们最早的居民而言，美索布达米亚城市已经是一类生命体。它们保留了其居民的情感联系，但它们本身不再是一个世界。随着帝国社会的形成，城市与政体、城市与宗教、城市与经济、城市与宇宙思想的短暂联系被破坏了。城市不再代表社会、文明或诸神。现在它们最后被理解为用于各种层次的社会活动的物质背景，那些事务中的一些比城市本身更加世界主义或帝国主义或宇宙性；那些事务中的一些是更加狭隘的和更加有局限性的。美索布达米亚城市已经变成了竞争场所、广场和市场，在那里较大帝国社会的所有职能相互交叉；美索布达米亚城市是统治者、祭祀、商人和工人以及农民处理各自事务的地方。它们是活动的小结节，但不再是社会组织中的集体单元。
苏美尔人
苏美尔人是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奠基者。然而他们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并不是当地的土著。苏美尔人与那些居住在亚洲西南部的塞姆人不同。他们可能是从中亚细亚一带或里海地区迁移而来的。苏美尔人圆颅短颈，躯体形态接近于蒙古人种。早期苏美尔人在众多领域丰富的发明与发现，是人类智慧的杰出成就，更是两河流域和西亚的古代文明的基础。日后西亚各地各时代的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皆受到苏美尔人的影响，并对东西方各族人民有着强烈的影响。尤其是语言与法律。
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是古代苏美尔人发明的神秘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写起来既不用笔也不用纸，而是用木棒直接刻在泥板上。这种特殊的书写材料使文字可以长久的保存，也造就了其所承载的文明的不朽性。
约在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发明了从右到左直行写的象形文字，因书写不便，后改为从左到右的横行。最早的苏美尔文字是刻在石头上的。约在公元前3200年，苏美尔人开始采用泥板刻字，即将湿润状态的黏土做成长方形的泥版，用芦苇或木棒削成三角形尖头在上面刻上字，然后把泥板晾干或用火烤干。由于当时苏美尔人所用的笔尖头呈三角形，落笔处印痕深宽，提笔处较细狭，笔画像楔子，所以，后人将其称为楔形文字，又叫钉头字或箭头字。在公元前1500年，楔形文字已成为当时两河流域各国以及同古埃及之间往来的通用文字。楔形文字遂成为迄今为止人类使用的最古老的书面语言。
随着社会日趋复杂，人们把楔形文字使用在动物和食品交易上，以保留下诸如绵羊和谷物等商品的交易记录。此后楔形文字也被运用于其他方面，抄写员记载下了第一部为西方熟知的文学著作——《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史诗讲述了追求永生、但最终失败的国王吉尔伽美什的故事。
楔形文字最早发现于17世纪。1835年，法国人亨利·罗林森在今伊朗西部发现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这是一块记功石刻，主要记述了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的一些功绩。以古波斯文、新埃兰文、巴比伦文这三种楔形文字镌刻在贝希斯敦岩崖上，包括铭文以及铭文上方有大流士和被他打败的九名反叛首领的浮雕。
《吉尔伽美什史诗》
《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古代两河流域阿卡德帝国人的作品，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部英雄式的史诗，用楔形文字刻写在12块大型泥板上，共3000多行。主要讲述了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一生的传奇故事。这部古老的史诗，反映了上古人民与自然搏斗，探索自然规律、生死奥秘的过程。在后来出现的希腊神话故事河欧洲其他国家的民间传说等故事中均可见到它的影子。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史诗中记述的一场大洪水、方舟搁浅和鸽子寻找陆地的情节，与《圣经》中创世纪的神话几乎完全一致。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城遗址处发现了洪水的冲积层，证实了《圣经》中地球大洪水的传说起源于乌尔。这部史诗的泥板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刻在一根黑色的玄武岩柱子上，岩柱高2.25米，上部周长约为1.65米，底部周长1.90米。石柱上部雕刻着太阳神、正义神沙玛什授予汉谟拉比王权权标的浮雕，下部是用楔形文字镌刻的法典全文。整部法典一共3500行，分前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用阿卡德语写成。前言主要宣扬王权神授，歌颂汉谟拉比的丰功伟绩。结语则表明汉谟拉比遵从神意，创立公正严明的法典以垂永久，后世如有人不遵循法典，必遭神谴。法典的正文共有282条，内容涵盖诉讼、盗窃、债务、奴隶等各个方面，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建筑
空中花园
古巴比伦王国曾经有过一座漂浮在半空中的美丽园林，被希腊学者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空中花园”古称“悬苑”。空中花园的位置估计是在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大约100公里附近，位于巴比伦河东面，是在四大文明古国最兴盛时期—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4—公元前562）所建。它建筑在王宫一侧，是一座玲珑雅致、层层收缩的人工土坛。它的底部呈正方形，占地1260平方米，高25米。坛分4层，每层上均有巨大石柱支撑，土坛之间有大理石步阶相连接。石柱上有长4.8米，宽1.2米的巨大石板拼起来的地板。为防止渗水，石板上都铺有浸透柏油的柳条垫，砌上两层砖，还要浇筑一层铅。经过这些措施以后，才在上面铺上4—5米厚的腐殖土，种植奇花异草以及各种树木。
为了防止干旱和方便浇水，建筑师们还特意设计了机械的提灌设备。运用机械提水的吸筒不断地从幼发拉底河里取水，把河水径直引到花园顶部的蓄水池中，通过无数导管，做成人工光溪流和瀑布，用这些水浇灌花木。远望似鲜花长在空中，故称“空中花园”。
关于空中花园的建立，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娶了米提斯公主为王后，公主美丽动人，深得国王的喜爱。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国王发现公主常常面色哀愁，于是就加以询问，得知原来公主是因为思念家乡而得病。于是他召集工匠按照公主的故乡景物建造一座花园，花园位于层层叠叠的阶梯之上，上面栽满了奇花异草。花园中有幽静的山间小道和潺潺流水，景色十分秀丽。工匠们还在花园中央修建了一座城楼，矗立在空中。由于花园比宫墙还高，从外面看上去就像悬挂在空中，于是被称为“空中花园”。最终，巧夺天工的园林景色终于博得了公主的欢心，使公主重获笑颜。
公元前3世纪的菲罗是这样记述空中花园的：“园中种满树木，无异山中之国，其中某些部分层层叠叠，有如剧院一样，栽种密集枝叶扶疏，几乎树树相触，形成舒适的遮荫，泉水由高高喷泉涌出，先渗入地面，然后再扭曲旋转喷发，通过水管冲刷旋流，充沛的水汽滋润树根土壤，永远保持湿润。”
乌尔塔庙
乌尔古城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现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附近，乌尔塔庙就矗立在这座雄伟的城市之上。它是一座坚实的砖体，塔基长64米，宽46米，各级塔台的外侧是用火砖砌成，涂以沥青浆接合。各级使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含义：第一级黑色，代表地下世界；第二级为红色，代表人世；第三级蓝色，代表天堂；第四级用的白色，代表太阳。整个乌尔塔庙的外形看上去酷似金字塔，正面有拱门圆顶构造，由外面阶梯通向顶层。寺塔的上面建有一个小神庙，称为“神宅”。“神宅”的顶部用淡青色的琉璃加以装饰，内部则用雪松、柏树等名贵木材支撑，并且镶嵌有金、银、玉石和玛瑙。
整个乌尔塔庙高达70米，是当时亚洲最高、世界第二高的建筑，仅次于埃及的金字塔。塔庙充分体现了苏美尔时期的建筑风格，即分层结构、砖砌、拱门圆顶结构。如今，经历了漫长的年岁，乌尔塔的大部分依然矗立着，这是苏美尔人留下的辉煌建筑的历史见证。
盖世无双皇宫
辛纳赫里布在位期间，是亚述王朝的鼎盛时期，他能让历史铭记的是他下令建造这所能显示当时亚述人建筑水平的宫殿。这座皇宫每边长近200米，包括两座亚述风格的大殿、一幢椭圆形建筑物以及一个植物园和一座凉亭。王宫内的浮雕长达3000米，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宫殿四周花园环抱，园林水源充足；殿内房屋设施舒适，又水井、滑轮、吊桶等组成的供水设施可将水送到国王的浴室；浴室内装有淋浴设备，格子窗和通风孔不断向室内送入新鲜空气，还配备有带轮子的火炉在冬天为房间供热。在这座宫殿的西北，辛纳赫里布还为他的后妃们盖了一座后宫，为皇太子盖了一座东宫。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图书馆。1849年，英国业余考古学家莱尔德发现了它才使它重现于世。实际上，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是古代亚述王国尼拔的私人藏书馆。约建于公元前668年到公元前627年，位于亚述的首都尼尼微。把你爸自称“英明的世界之王”。在图书馆遗迹的一块泥板上，至今还保存着国王写下的这样一段文字：“我，亚述巴尼拔，受到纳布智能神的启发，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我可以从它学到射、御以及治国安民的本领。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学习技艺，而且还可以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比亚历山大图书馆要早400年，主要收集的是刻有亚述楔形文字的泥板图书，约24000多块。最大的一块楔形文字泥板长达米，宽2米多，最小的一块还不到1寸长，只刻着一两行文字。这些大大小小的泥板就是古亚述人的图书，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部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
科技发明
苏美尔人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天才的数学家，经验非凡的医生，疯狂的军事技术发明家等，他们创造过27个世界上最早的发明，包括最早的学校、车轮、船、律法、文字等等。苏美尔人的这些发明和创造，为之后希腊、罗马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部太阴历
如果说埃及人是根据太阳的变化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太阳历的话，那么苏美尔人就是根据月亮的盈亏制定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太阴历。从新月出现的那天起开始计算，到新月再次出现的那天为止，是一个太阴月。太阴历将一年划分为12个月，其中6个月为30天每月，另外6个月为29天每月，总共354天。由于太阴历与太阳历相差11天，故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闰月，即有些年为13个月，用来补足所缺的时间，以符合季节的变化。巴比伦人还将每个月划分为四周，以对应月亮的盈亏。对于每一天的划分，巴比伦人是以这一次月出到下一次月出为标准，把一天划分为12个时辰，每一时辰又划分为30分钟。因此巴比伦的1分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4分钟。从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今所实行的通行计时制就来源于古巴比伦。
医学萌芽
大约公元前3000年，古巴比伦就出现了医学的萌芽。到汉谟拉比法典时期，医学在一定程度上从祭司的控制中独立出来，职业医生开始出现。据记载，当时的医生已经能从事外科手术，例如用青铜刀割治白内障和肿瘤，他们甚至还拥有锯和切入颅骨的钻具。在《汉谟拉比法典》中还清楚地规定了医生的酬金和处罚，如果医生医术不精或者因粗心大意给病人造成伤害，医生要对病人给予赔偿，更严厉的甚至要剁去医生的双手。
当时巴比伦的医生有两种，一种是巫医，称为阿什普，主要靠巫术和装神弄鬼来治病；另一种称为阿苏，他们是主要靠药物和器械替人治病。但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迷信，人们一旦生病，往往先是求神问卦，最后才找医生。术士和巫师比医生更受欢迎，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巴比伦医学的发展。
六十进位制
原始时代的人计数用的是手指，每次数到十就得重新数起，这就产生了十进位法。古埃及人使用的就是十进制，但充满想象力的苏美尔人将5个手指和一年中的12个月份巧妙地结合起来，5乘以12等于60，由此产生了六十进位制。一个圆周分为360度，一小时分为60分钟，一分钟分为60秒。这些计算单位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数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巴格达电池
1936年9月，德国考古学家威尔赫姆·科昂格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近郊发掘出许多有2000多年历史的陶瓷罐。罐口很粗，罐颈上覆盖着一层沥青，在铜制的圆筒里插有一根小铁棒。圆筒直径约2.6厘米，高9厘米，圆筒中的铁棒高出圆筒1厘米左右，铁棒下端有约3厘米厚的沥青，将铁棒和铜罐隔开。经过仔细的考证，科昂格认为这一装置是古代人所使用的电池。“只要向陶罐内倒入一些酸和碱性水，便会发出电来。”由于这些电池发现于巴格达近郊的地下石棺内，所以被称为“巴格达电池”。
宗教和信仰
一切文化的开端都离不开宗教。巴比伦文明也不例外，宗教是巴比伦文明的基础，是文化的动力和艺术创造的源泉。在美索不达米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宗教的精髓，蕴藏着宗教的思想。宗教是了解巴比伦文明不可缺少的钥匙。
从公元前3500年前的奥拜德时期开始，最早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认为神的力量等同于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他们的信仰与各个地方原始人种的信仰类似，属于“泛神论”，在他们眼中每种神都有其专司的领域。神殿的土地是属于神所有的，也就是“圣域”。神官是神的执事、家臣，人类是神的奴仆。所有的山川田园皆有神，包括天上的星辰也有神。引发自然所有的活力也都是神的力量。除了这些，犁有神，棍子有神，砖瓦有神，每座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守护神。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也相信人死后有来世，因而也认为有一个冥府。但与埃及人不一样，埃及人对来世充满了希望，相信人可以死而复生。但美索不达米亚人则认为，人的灵魂去报到的地方，是一个阴森恐怖的世界。
巴比伦文明是古老文明的发源地，数千年来始终焕发着让人无法抗拒的神秘魅力。这里是古代人类文化的大熔炉，在数千年的历史里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加以融汇和熔炼，然后传播到欧、亚、非洲的遥远地域。虽然之后漫天的黄沙掩埋了这一文明存在过的所有证据，但随着近两个世纪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古老的城垣得以逐渐地重见天日，死去的文明也渐渐地苏醒和复活。从泥板上的文化到梦幻般的建筑，从卓越的科技到今生与来世的信仰，巴比伦文明以其璀璨的成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带给世人无数的惊叹和震撼。
农业
公元前9千纪，人类最早的农业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端，耕种与驯养动物使得人们渐渐脱离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公元前4千纪苏美尔人发明的青铜、牛拉耕犁和公元前1400年赫梯帝国使用的铁犁、铁斧等农具推动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革命性提高，农业的发展则促进了城市文明的产生。苏美尔人（theSumerians）、阿卡德帝国（theAkkadians）、巴比伦人（theBabylonians）、赫梯人（theHittities）、亚述人（theAssyrians）先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定居，发展。从公元前4千纪始，生活在最南端的苏美尔人开始建造人类最早的城市，到公元前626年，新巴比伦王国人（theChaldeans）取代亚述人称霸美索不达米亚，建立新巴比伦王国，几千年间美索不达米亚经历着连续的动荡，地区霸权的地理转移造就了众多的文明城市，其中，宏伟繁华的巴比伦城（Babylon，欧洲人习惯称“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实际上后者指巴比伦城及其周围地区）独领风骚。100多年后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前425年）称赞巴比伦城是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
神庙社区
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是政治-军事-文化单位，而经济—宗教生活则围绕城中的神庙（Temple）社区展开。神庙社区形成了每个城市最重要的核心，每个神庙都拥有土地，每个市民都属于一个神庙，神庙社区的人物包括众多社会角色，如官员、祭司、牧人、面包师、酿酒工、屠户、渔夫、园丁、工匠、石工、商人以及奴隶。为收获食物而进行的劳动管理与食物分配的制度安排是神庙社区生活的重要内容。神庙提供谷物种子、役用动物和工具，人们无论高低贵贱一律到“神的土地上”劳作。作为报酬，人们可以得到神庙分配的谷物和其他食物，甚至是银两。神庙社区仓库内存储着人们的劳动果实，如谷物（包括大麦和小麦）、芝麻（用于榨油）、洋葱、啤酒、椰枣、蜂蜜、水果、调味料、毛皮、木材、农具等等，丰富的食物折射出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生活的富足。
劳动分工
城市生活中的劳动分工变得更加精细。木匠制作耕犁和其他工具；制革工人负责制造马匹的挽具和装牛奶、油脂的盛具；女奴大多作纺织工，或者在厨房、酿酒厂、猪圈里帮忙；面包师当然专职制作面包；屠户宰杀畜禽；啤酒酿造者在调配大麦从仓库运往酿酒厂和神庙厨房的同时，也要兼顾喂养牛和羊；农场工人除了看护放牧牛、羊，还会饲养鸭和鹅，这样可以获得蛋和肉类，或许是因为劳作很辛苦，或许是因为牲畜的重要性，农场工人有得到羊毛、肉、奶和奶酪等酬劳的优先权；渔夫的劳动很受尊重，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社会公认的优质蛋白质食物是鱼而不是畜和禽，在出土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中提到的鱼有50种之多，鱼常常被腌制处理以防止腐坏。
饮食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不同的畜禽有着各自的功用。绵羊和山羊可提供羊毛、肉类，以及羊奶、奶酪和黄油；牛提供的肉类数量有限；猪可以在沼泽里自由育肥，提供肉类；鹅和鸭可以提供蛋类；当然，还可以捕猎到野鸟、野鹿、瞪羚等野味。为妥善保存肉类，人们已懂得晾干、烟熏和盐腌技术，烹手段也有了烧烤、煮沸、烘焙之分。
作用
美索不达米亚人创造出一种由中庸和平衡来调节的生活方式。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信仰和伦理上、政治和经济上———他们在理性和想象、自由和专制、知识和神秘之间达到一种可实践的中庸之道。
同时更加重要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尽管此地居民自认为是“选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个地方性的民族。他们已经意识到世界上有许多别的民族，当然也就没有使自己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系。因此，他们在轻视与他们为敌的邻居的同时，也敬畏西方的埃及人和东方印度河谷地的民族。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对这两种文明的兴起或许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影响
语言
在语言上，由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从两河流域扩大开来，各种血统不同、民族各异的人们只是对此略加改造，便拿来为其所用。他们是：埃兰人、阿拉米人、喀西特人、赫梯人、米底人、米坦尼人、迦南人、胡里特人、乌拉尔图王国人和波斯人等。甚至腓尼基文字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①。以楔形文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历时3000年左右的楔形文字文化圈。
法律
在法律上，古代两河流域及其毗邻地区各国的法律，由于它们之间相互因袭、模仿的因素众多，故被称为“楔形文字法系”。一般说来，法系的最终形成以其主要代表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的制定为标志。该法系包括众多法典，其中，只有《汉谟拉比法典》是保存迄今比较完整的法典，其余仅存一些残片。楔形文字法系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系，其立法技术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东方世界的影响
埃及
可以确定的是埃及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因素来自苏美尔和巴比伦尼亚。我们知道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贸易往来———肯定是通过苏伊士地峡，也有可能是通过埃及在红海的一些河流的出口处进行的。一看地图，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综观埃及的历史，它是属于西亚的、而不是非洲大陆的原因：贸易和文化可以沿着地中海沿岸达到尼罗河，但是地中海南方的不远处就是大沙漠，加上尼罗河上的一系列瀑布使得这一地区与非洲大陆隔开了。自然我们就会在埃及文化中找到许多苏美尔因素。
埃及的语言和近东的闪语也有姻亲关系。前王朝的图画文字似乎就来自苏美尔。埃及语文，越古便越与近东的闪族语文接近。埃及象形文字和苏美尔文字，看起来简直毫无分别②。圆柱形印章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特产也出现在古埃及的早期，但不久又消失了，似乎是本地的产品取代了它。第四王朝之前埃及人不知道陶工旋盘———这在苏美尔很早就知道使用；大概陶轮和马拉战车是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埃及。埃及的建筑更是如此，有些建筑所用砖的大小和形制显然是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所特有的，有些建筑的扶壁也象苏美尔的样式。早期埃及和巴比伦尼亚的权标头在形制上是完全一样的。铜也是首先出现在西亚，然后传到埃及的。曾有一度人们认为埃及为人类文明之肇始，但在乌尔所发现的雕像及其雕刻的风格，说明这类艺术的主题属于苏美尔。换句话说，苏美尔文明中的一些因素影响了古埃及。
埃及极易受苏美尔的影响。尽管埃及人从两河流域吸取了不少东西，但不久这些东西就会融到埃及的独特文明中；埃及文明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伟大、最高雅、最有吸引力的文明之一。
印度、伊朗、埃兰
一项最新考古发掘证明，遥远的东方印度河谷地文化，显然和苏美尔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废墟中也出土了大量印度形制的印章。印度人所居住的地方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人加起来的地方还要大，这里的文化，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间高度繁荣。印度和两河的文化都是一种城市文化；在耕种和动物饲养的过程中，这些民族养育出了工匠和艺术家，商人和行政人员；他们的住房由精美的同一大小的砖造成，这预示着将来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有书面语言的民族，这种语言有400个文字单位。既然这两种文化在这些方面是相似的，并且彼此间相互了解，所以，认为古老一点的苏美尔文化影响了年轻的印度河谷地文化从逻辑上讲是完全合理的。
位于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地方从美索不达米亚所吸收的文化更易为人们所发现。伊朗或者说波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缘，自然和美索不达米亚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根据一个苏美尔人的传说，一个名为Aratta的伊朗城邦，它的政治机构和宗教信仰几乎和苏美尔人的一样。
同样，古代埃兰王国尽管和苏美尔之间充斥着不断的残酷的战争，它也深受苏美尔的影响。埃兰人的建筑和艺术，以及他们的法律、文学和宗教在许多细节方面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兰人崇奉的最显赫的神中有一个甚至是苏美尔的名字。埃兰人也采用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以及它的教育制度和许多教育课程。
赫梯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展了近2000年之后，有“百衲衣”之称的赫梯文明才刚刚起步。公元前2000年，他们逐步从游牧狩猎向定居农耕过渡，落后的游牧民族不断受到两河流域先进文明的影响。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影响最早很可能是在他们迁徙并途经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过程中就开始了。这一影响反映在赫梯文字、宗教、经济以及艺术等领域。
赫梯人早在古王国初期已从北部叙利亚处初步学习掌握了楔形文字的书写方法。在帝国时期，还出现了苏美尔、阿卡德和赫梯词汇对照表，这些词汇对照表无疑是赫梯书吏学习楔形文字的课本。
在赫梯宗教领域，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神名出现在赫梯语各种文献中。苏美尔的神灵，如阿拉鲁神、安吐神、阿努神、恩里尔神和尼恩里尔神等为赫梯人所崇拜。他们成为赫梯万神殿的一部分。
赫梯艺术领域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成份主要体现在雕刻艺术方面，诸如雕刻技巧、手法和圆形等技术。巴比伦人使用的是一种粗线条的、具有可塑性的浮雕艺术，而这一雕刻艺术风格已充分地体现在赫梯人的作品中。圆柱形图章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一大发明。公元前二千世纪初，随着古亚述人与半岛土著哈梯人和印欧赫梯人间频繁的贸易往来，它也随之出现在这一地区。许多印章在哈吐沙的发现已证实了这一论断。
中国
中国文明是否外来，这个过去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今天已不成其为问题了。近年来，我国各地先后发现了许多原始人的骨骼化石以及大批石器时代的遗物，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生长繁衍在东亚这片辽阔广大的土地上；中原地区的古文化是在自己的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但在西方，曾有几个主张“中华民族西来说”的学者，看到古代中国与古代两河流域的阴历、文字形状、陶器以及洪水传说有某些相似之处，便牵强附会，轻率地认为中国人是从两河流域迁移而来。
明末清初以来，欧洲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与研究逐渐深入，欧洲学者对中华民族的由来开始大感兴趣。在中国的典籍中，时时提及西方，如周穆王西巡昆仑山脉，会见王母娘娘；《逸周书王会解》所载来朝各国中，多为西方古国，如渠搜《也有人认为渠、搜是二个国家）、月氏、大夏等；《诗经》中有“西方美人”之说；《列子》中有“西方圣人”之语；而黄帝登昆仑以及命伶伦赴昆仑采竹以制乐器的传说，同时也传入欧洲，欧洲人乃以为中华民族起源于西方。
1894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在《早期中国文化西源论》中，首先提出中国古代之“百姓”即巴比伦之巴克族（Bak）、百姓即为“Bak”之音译，黄帝为有熊氏，而有熊氏即Kudur—Makhunte，为巴克族之酋长，炎帝即萨尔贡，仓颉即新巴比伦王国人Dungi，其说一出，风靡一时，附和者不乏其人。在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也于1899年出版《中国文明史》一书，列举中国与巴比伦在学术、文字、政治、信仰、传说方面之相同者共70条以证明中华文明源于巴比伦。1913年，英国传教士C．J．Ball出版ChineseandSumerian一书，也提出了中国文字源自巴比伦的观点。反对者亦有之，如法国人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他从语言学角度证明黄帝即巴克族之酋长（Kudur—Makhunte）一说为误。德国人夏德著《中国太古史》亦不赞成中华民族来自两河流域的观点。
与此相反的是，有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曾经提出一些有趣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先秦史籍中提到的“胥靡”，可能就是苏美尔的对音。“胥靡”作为奴隶而言，可能就是苏美尔战俘奴隶。“胥靡”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古邑（故址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它的得名必然有其原因。它很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在中国居住过的地方。只因为民族迁徙的结果，苏美尔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远走他方，才留下了这样一个地名。
苏美尔人的故乡在中国。这种观点有没有一定的根据呢。据研究，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中亚地区的安诺文化和中国的仰韶文化就有某种联系。在安诺文化的遗址中，就发现了类似仰韶文化的彩陶。这就是前述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又一根据。这种说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华人的反对。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在华北地区，古代除了蒙古人种居住之外，也生活着古印欧语系的居民，这是学术界一致肯定的意见。在古代民族迁徙不断的情况下，也可能距仰韶不远的胥靡，当时就住着一支古印欧语系的“胥靡人”。由于他们向西迁徙的结果，仰韶文化的彩陶制造技术传入了中亚的安诺地区。但是，他们并没有停留在安诺，而是继续西进，直达两河流域。如果这种情况能够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对于解决苏美尔人的起源问题，无疑有着重大的启示。不过，这种观点，目前只能算是有关苏美尔人起源说中的一种意见。
对西方世界的影响
美索不达米亚对它同时代的埃及、伊朗、印度和赫梯的影响，不管多么重要，却未能持久，也就是说，它的影响并未能在它的近邻中生根。但是这种影响却在西方生了根。
希伯来
美索不达米亚对希伯来人的影响既直接又迂回曲折。公元前1700年到前1300年左右的楔形文献经常提到一个名为Habirn的民族，这一名称几乎和《圣经》中的“Hebrew”一词相同。我们知道Habirn是流浪者，甚至是土匪、罪犯的意思。他们为巴比伦王做雇佣兵，也为亚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做同样的服务。早在公元前1500年，这些游荡的犹太人的原始祖先开始征服巴勒斯坦。在那儿，他们和迦南人发生了联系，迦南人也从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许多东西。迦南人使用楔形文字，他们的学校的课程安排仿效美索不达米亚，他们的文化深深地弥漫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思想和信仰。
公元前586年，希伯来人的文化首次直接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发生联系，那时尼布甲尼撒二世摧毁了耶路撒冷，并把它的居民俘获到巴比伦尼亚。巴比伦人的知识和学问逐渐侵入希伯来人的思想和文化之中。后来，当“巴比伦之囚”返回他们的家园并建立犹大王国时，他们也随之带来了大量的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教育的、法律的仪式。总的来说，这其中有些被传到基督教，又通过犹太———基督的传统而传到西方文明之中。
在整个关于希伯来法律的大量的、繁杂的评论中的言词，有许多来自巴比伦和苏美尔传统，这点以巴比伦塔木德而著名。同样地，美索不达米亚丰富而复杂的崇拜仪式和神话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的宗教信仰———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美索不达米亚关于水是万物之源的观念得到了传播，比如这成为《旧约·创世纪》中创造世界的叙述，《圣经》中也认为人是泥做的，且掩藏着“生命的气息”，这都可以追寻到美索不达米亚。同样《圣经》中也认为雅威造人主要是为了服务上帝的，而上帝的创造力在于他的言辞。灾难是罪行的神圣惩罚，必须心平气和地忍受苦楚的观念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观念也是惊人的相似。甚至美索不达米亚的阴间，它的黑暗、令人忧虑的“无回之地”，在希伯来和希腊传统中都可找到对等物阴间示俄勒（Sheol）和冥王哈德斯。
直到今天，犹太的崇拜仪式中有许多是从巴比伦人那儿借来的。《柯尔·尼德拉》，这在赎罪日前夕所唱的犹太圣歌（为请求宽恕他们违背诺言）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祈祷者在庆祝新年中的仪式相似。关于人类命运的描写也是相似的。从巴比伦之囚时，希伯来人也在魔鬼和驱逐魔鬼中得到一些安慰，确实这也说明了《新约》中几段关注恶魔驱逐原因的内容。
从巴比伦之囚时起，犹太教充满着宗教者，他们拥有未来人类启示的观念。“通过这些理想主义者”，著名的东方学者W．F．Albright说：“众多的异教的想象，有的甚至完全是神话进入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学。”他说，比如洗礼仪式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信仰，同样基督生平的许多传说因素也可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信仰。特别重要的是，Albright认为处女诞生说，受难的主题，下地狱，三天后又复活最终升入天堂等等也可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当然是异端而多神的，因此和一神的犹太教、基督教有着不可逾越的精神鸿沟。在新、旧约中充满着伦理意识和道德热情，而这在可供比较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找不到。苏美尔人也好，巴比伦人也好，亚述人也好，都没有得到一种高尚的宗教，“纯净的心”和“纯净的手”是更加精神上的意义而不是复杂的仪式和祭祀。神人之间爱的契约，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思想中完全缺乏，犹太教和基督教也是相当缺乏。
如法律、宗教一样，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对整个希伯来文学也有着深刻影响。《创世纪》开头几章的主题———创世纪、伊甸园、洪水、该隐与亚伯之争、巴别塔语言———都有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赞美诗中的许多诗是美索不达米亚崇拜诗的再现，哀歌模仿了美索不达米亚作家的写作手法———在苏美尔，为一座城市的毁灭而作一首哀歌是常见的。在苏美尔的语言、箴言中有许多《圣经》中箴言的前身。甚至和《旧约圣经》中其他都不同的《所罗门之歌》，或许和早期苏美尔的哀歌相似。
希腊
希腊人是第一个真正吸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并把其中一部分传播到西方的民族。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美索不达米亚母亲”。
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爱琴海一带，产生过一个繁盛的克里特文明，这种文明同亚非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深受东方诸文明的影响，而当时的欧洲———“希腊地区”，还是一个蒙昧未开化的区域。和希伯来人不同，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自身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近邻赫梯人、迦南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之联系。通过南安那托利亚的城市、迦南、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传送着物质与精神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在未来的希腊文明中扎了根。几年前在希腊底庇斯发现的令公众惊奇的地窖中的圆柱形印章并没有使考古学界震惊，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在希腊大地上将会发现众多的此类物品。
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腊与近东的这种联系便结束了。这种局面直到公元前八世纪时才被突破，那时希腊人走出了他们的“黑暗时代”，并再次被东部邻居的杰出成就所震惊。在小亚细亚半岛的米利都学派开始研读巴比伦天文学家的作品，从巴比伦人那里引进了日钟、日晷，并把一日分成十二个部分⑦，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这在后来雅典的哲学学派达到了高峰。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进入黄金时代，它在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方面几乎都表现出了东方传统的影响。
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六十进位制的数字系统———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用度来划分圆，把小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的固定。伴随天文学而来的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的名称———公牛座、双星座、狮子座、天蝎座等等。
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大多数地区；王权———君权神授的概念，君应向神们述职的概念———也传入西方社会。
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最珍贵的一份政治遗产是成文法。这种法律源于个人权利的意识———又因众多的纠纷和诉讼而加强———美索不达米亚法律演化为一种崇高的理想，符合整个人类的利益。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希腊和罗马通过近东的接触而受到影响。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H．W．F．Saggs在他的《伟大属于巴比伦》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追溯到……古代近东。”
在文学上，希腊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丢卡利翁的传说相似。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屠龙题材在希腊神话中也有类似的题材，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杀了几个怪物。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希腊和两河神话中的题材。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府也惊人的相似，两者的阴府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连接着，死者由此河运送。同样地，希腊为死者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苏美尔人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地方。作品中一位美索不达米亚诗人以夸张的语言哀叹他父亲和妻子的去世。甚至希腊史诗的形式，通过其他媒介影响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两河的史诗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
在希腊“智慧”文学的领域里，学者们直到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中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地相似。许多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在一起以图翻译过来，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存在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
在别的领域，如音乐和乐理方面，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对于西方文明的贡献刚刚引起人们的重视。很久以来，考古学家知道美索不达米亚人有乐器，特别是竖琴和里拉琴。泥版文书中的线索是一系列数字，这显然指的是巴比伦九弦竖琴中的弦。如果这个想法成立，人们就可发现按这一次序排列的数字正表示了这个乐器的音调，而另外一套音乐符号显然表示音乐中间的停顿。这段约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泥版文书把人类所知最早的一套希腊音乐符号（这包括来自小亚细亚的音阶符号）提早了一千多年。这是迄今发现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节记录，也是最早的连贯音乐系统。
参考资料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特点简介.中国历史网.2023-11-26